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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“伯奇杯”的创意之谈》
发布时间:2017-03-06 作者:曾翰 来源:中国摄影报
“伯奇杯”从第一届发展至今,整体投稿质量明显提高,实现了从量到质的飞跃。我认为这是件令人欣喜的事情。依稀记得第一届时还没有分门别类,评委之间又多分歧,争论不休。到后来,逐渐渐成不同的专业方向,又有了推荐制度。不断的创新与完善形成了今天这样一个令人惊喜的局面。
这些入选作品中,既有高校学生作品,也有纯艺术创作的作品,完成度高,有质有量,甚至可以放在一个画廊里做个当代艺术展览。我想这与“伯奇杯”一直以来的坚持、推广,以及摄影价值观上的导向,都是密切相关的。我认为,在国内的众多摄影活动中,“伯奇杯”独具特色,属于专业性很强的。
何谓“创意”?其实很难归类。“创意”在当下语境里,意味着非记录现实的摄影。不同于新闻摄影、报道摄影,“创意摄影”诠释的更多的是作者本身的思考及创意,是这些方面的综合性体现。
“创意摄影”主导出了一种新的关于摄影的价值观,这是符合当代需求的。提到“创意摄影”,不得不提邹伯奇。其实,我们并不一定在意是否是他发明的摄影,我们更在意的是,在19世纪中叶,摄影刚诞生不久,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中,像邹伯奇这种乡绅,他应该更喜欢的是琴棋书画、四书五经之类的东西。但他反而选择了摄影、照相机,选择了测绘这种西方的科技,这就与他所处的环境,以及广东地区深受西方文化影响有关。由此,我们定义说,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,那其实也正是摄影史的开端。能在邹伯奇的故乡举办这一活动,既是跟开创者的对话,也是与历史的对话。
人们称现在为“后摄影时代”,数码相机的发明,手机摄影的进步,使得摄影俨然成为了一种新的社会关系、社会网络。摄影作为一种语言,已不再停留于曾经的那种仅仅是审美或者图示的时代。既然如此,我们的思维也就需要随时代而变。我们从摄影的发明讨论到现在的社交网络、虚拟影像,最后大家一致认同,技术手段不是评判的标准,而是你如何诠释作品以及作品的内容意义。既有手段,你可以用最原始的湿版、银版,可以用湿版技术拍摄当下社会,也可以用vr影像呈现1842年的景象,任何技术手段都可为之所用。除却技术手段,我们急需思考的就是摄影价值观问题,即摄影通过功能作用所呈现传递的观念。
中国山水画有一种与西方艺术思想不同的理论——“仿”,即指以敬古为由,摹仿先辈大家之风,反复进行各种风格实验,最后创造出独特的个人风格,这其中以晚明的董其昌为集大成者。而传统山水意象于摄影的运用,在摄影术传入中国后,就一直有人进行尝试,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民国时期的郎静山,但郎静山更侧重于东方符号拼贴式的画意摄影。在数码技术愈趋成熟的今天,借用传统山水画的图式,运用复杂而细密的后期拼图技术,将当代中国城市景观ps成古代山水画的摄影作品也应运而生,其中的佼佼者就有姚璐的《中国景观》和杨泳梁的《蜃市山水》。再说“印象派”的产生,由于当时科学发展对于光学、物理的认知需要,一个新的认知便产生了印象派莫奈的画、修拉的点彩,即现代印刷术。事实证明,科学技术永远都是艺术表现的一种手法,是定型的,不能割裂开来。
我们身在数码时代,这个虚拟的时代,使得摄影与数码生存息息相关,就是一种观念手段,与邹伯奇精神是一致的。